作者：唐生周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新闻网

       每个人都必须给心找一个安放的地方，那么究竟给心找一个怎样的安放的地方呢？这就是怎样立志和立什么志的问题。

    我们讲“志”应该是心里面那个最好的目标，最好的想法，哪个是最好的呢？

    怎么评判呢？一般来说，应该符合下面四点：

    首先要合于义。什么是“义”？“义”指正道，指一个人的言行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不能用不诚信的手段骗取钱财，不能用违法的手段牟取暴利，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权位。贩毒、聚赌等也可扬名立万，富甲一方，但不符合义的原则，非君子所为。《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三不朽境界。立德、立功、立言都是立足于安邦济世，“立德”之所以排在首位，固然是因为重要，更因为不易。古人讲的“立德”不仅仅是内修、独善，而是指能以一种自己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来规范天下，就是“为天下立心”，这个“心”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一人“仁”不算立德，让天下人“仁”方为立德，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立德”固然不易，但每个人须得以圣贤分上事亦即吾等分内事视之。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在颜渊和孟子看来，只要有心，人人皆可为尧舜，因而“德”是人人皆可立的，也是人人必须立的。这个“德”的内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诚信，内心善良，所做之事利国利民。

    其次要合于时。韩非子说过：“世异则事异。”季节不同则劳作不同，因时而动，方能不贫不病；地域不同则物产不同，因地制宜，方能物阜民丰；时代不同则事物不同，与时俱进，方能海阔天空。中国总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是客观条件，人和是主观条件。合于时，就是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考虑社会发展规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克己复礼，结果却“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始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追寻的政治理想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不合于时。周文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谏阻，后以食周粟为耻，饿死在首阳山下，伯夷叔齐是开历史倒车，是不合于时。但朱自清宁愿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显示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则是合于时。“大丈夫相时而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情，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人都应该应时而动，在你所处的时代找到你的位置。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不过这个“时”是符合“义”的“时”，而不是流俗之“时”。

    再其次要适于性。《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的先天赋予是有差异的，或美或丑，或高或矮，或腿长腰细或膀宽腰圆，或耳特聪或目甚明，或口齿伶俐或笨嘴笨舌，或反应快或反应慢，或好动或好静，或张扬或内敛，或长于形象思维或长于抽象思维，或记忆超群或精力过人，每个人都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根据自己的天赋来立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如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的姜亮夫先生年轻时喜欢文学创作，曾拿自己填的词给王国维批改，王国维看了后认为姜亮夫理性的东西多，感性的东西少，不适合搞文学创作，于是姜亮夫转而搞学术研究，后来成为楚辞研究专家和敦煌学研究专家。《汉书·董仲舒传》说：“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说造化对物类都是公正的，给了齿就不让有喙，给了两翼就不让有四足。因此每个人都总是会凭借自己的先天赋予找到生存的方式。当然有的人可能得天独厚，一人而兼有多种能力，如有的既能动也能静，动则如脱兔，静则如处子；有的左脑右脑同样发达，既有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又有丰富的想象能力，这样的人发展机会就会更多一些。不过，先天赋予只是基本条件，后天的修炼才是成才的根本原因，这是后话。

    最后要适于才。所立之志要与自己的才情相适应。虽说造化会给每一种物类基本的生存能力，但是能力毕竟有大小之分，所以动物界形成了残酷的食物链。人也是一样，虽然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但每个人的才情是不一样的。因而我们立志应该和自己的才情相适应，否则就会变成志大才疏，如有的学生参加高考十余年，分数却越考越少。所以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若非超世之才，便不必立惊世之志，以免才不副志，徒增烦恼。

    总之，立志需审慎，一方面“志当存高远”，不能只为一己之私，不能鼠目寸光，“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王守仁语）；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时、性、才，不能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以免因没有成就感而丧失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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