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跃文专访

张晓眉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 

      序言：2013年4月27日至28日，王跃文研究所成立授牌仪式暨王跃文小说《漫水》学术研讨会在怀化学院相继举行。笔者在研讨会期间，有幸结识了这位在中国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王跃文先生。会议间隙，王跃文先生非常热情且谦虚地为笔者讲述了他20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漫水》创作动机、体会、感受以及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看法和见解。以下是王跃文先生与笔者的对话，现摘录如下，以期对今后的王跃文研究提供一点参考，也为王跃文先生的“粉丝”们提供一个展示其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故事和侧影，从而更好地、多视角地理解和把握王跃文先生的创作和他所要表达的思想。

      问：您曾经在《漫水》出版发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您对自己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可否请您谈谈您对故乡熟悉的是什么？陌生又指的是哪些方面？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触对您的文学创作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跃文：最近我读了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文学演讲，他讲的一些观点印证了我过去对创作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对文学的观察。也就是说，文学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而是作家对生活地观察与思考。这就让我联想到沈从文先生的创作。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他《边城》笔下的湘西非常纯美，那是非常符合人性的那么一个美丽的湘西。但是我们读沈从文先生的其他文字，比方说《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我们就会知道，沈从文亲身经历的湘西同《边城》里的湘西是有距离的。当时真实的湘西是一个充满战乱、匪患、丑陋、愚昧、落后甚至还有民族相互间地仇杀。但是，他的《边城》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非常纯美的湘西。这也就是说，作家的作品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思考，或者说是对生活的一种期望。这也是沈从文先生所讲到的，他要构筑自己的“希腊小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湘西，或者说他所期望的、理想的湘西应该是这样的。我对故乡的这种情感，其实也就是我过去对故乡的理解和感受，与当下现实中所呈现在我面前的故乡有很大的反差。

      问：沈从文先生创作的湘西实际上是他头脑中所期望和向往的，并不是事实上他所熟悉的湘西。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的话，您所熟悉的东西其实就是您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和向往，而并非您现实中的故乡。陌生就是现实的故乡与您理想中的故乡存在的反差和距离。

      王跃文：应该是这样的。我在《漫水》中写到我的故乡或者我的故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我童年的记忆，都是和我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现在我感到很困惑的就是，当我回到我的家乡，面对我的那些父老乡亲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漫水》没法给他们看。

      问：为什么没法给他们看？是因为您把漫水的生活写得太美了吗？美化了他们的生活？

     王跃文：没有美化。我在《漫水》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过去所固有的但现在又失去了的，而这些失去了的又恰恰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用奥尔罕·帕慕克的观点来解释，文学是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我们的意愿可能是这样，但生活本身可能又不是这样的。

      问：在阅读您的著作《漫水》的时候，对您刻画的余公公和慧娘娘这两个人的情感纠葛印象很深，好像有一种爱情因素在里面。您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安排在里面？

      王跃文：这就是常言所道，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有权作出任何解读，这是作家不能干预的。但是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我所想要表现的并不是他们的爱情，而是那种非常原始、淳朴的乡村人的情感相处方式，以及他们那种接人待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爱情。当然也许有爱情底色潜藏着，但这些都是小说中间的人物，或塑造这些人物的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

      问：在《漫水》以及您的系列乡土题材作品中，您运用了大量的方言。这种方言的运用是有意为之的吗？如果不用方言，您认为您的作品是否还能够把这种浓烈的乡土气息表现出来？

      王跃文：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方言的使用是我故意的。第二就是为什么要故意运用方言？因为只有用那种独特的乡土语言来表达乡土人物的情感、表现他们那种很细微感觉和情感的时候，才能够到位。语言和生活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缝隙的。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在文化统一的时候必然就会有一个标准，比如语言和文字就是一个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它不可能把每一个地方的细微的东西都纳入进去，或者说都精确地表现出来，而是往往把差异化的东西格式化了。格式化就会失去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要还原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就只有回到方言，将方言融入到作家想要表现的那种生活状态或者那种特别场域的时候，才能够让那种语言跟生活的关系变得更为贴切。

      所以，我在写作《漫水》的时候，就刻意地模仿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说话方式。这种语言包括了我的小说当中的叙述语言，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语言，我希望能够做到我的表述和生活本身最大程度地接近。当然完全的对接是不可能的。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方言和标准化书面语言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对译的。但是如果能够尽量的把方言糅合得好一些，就能最大程度准确的表现这一地方的人情风俗。比如我在写《漫水》中余公公为慧娘娘做棺木的时候，写到：樟木动了斧凿，香气散得老远。我这里用了一个“散”字，而不是“飘”字。如果按照我们平时阅读的书本语言来看，应该是用“飘”、“漂浮”或“飘动”一类的词。但是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懂这种语言的。事实上，“散”比“飘”或者“漂浮”要生动得多，因为“散”能够把那种香气散发得无边无际，那种不动声色的安静状态和弥漫开去的感觉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感觉用“飘”、“漂浮”、“飘动”等词是没办法表现到位的。

     其实，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没有做深入复杂地思考，就是直接地搬用了老百姓的语言。再比如小说中谈到的“听味道”，在我的家乡“听”和“闻”有时候是一个意思。比如“充耳不闻”的“闻”字，按照现在的《汉语词典》，也就是听的意思。“听”和“闻”在我们真实的生活感受中，有时候也能感觉到它们在意思上是混沌的。如果用现代的文学理论来解释，那就是一种通感和共鸣。比如有时我们说有香味等词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了香味在哪里，听到的和闻到的好像就是一回事。民间的这些智慧语言与我们研究所得出的东西，以及生活常识所感悟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相通的。听、闻、看这三种概念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真切感受，语言当中会自然流露，凭着本能进行表达。

      问：刚才您说您的《漫水》是以您的亲身经历为原型进行创作的。那么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的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王跃文：我的写作过程中，有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因素在里面。作家一般是没法去泾渭分明地区分哪一种是虚构的，哪一种是真实的。我个人的写作体验就是这样，当我在写作某一个特定的场景时，或者塑造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按照我的理性状态去讲这么一个故事，讲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所发生的事情，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的理解范畴它都是真实的。如果要把这种作品的真实跟现实的距离做一个量化评价，我觉得这个距离就是零距离，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那样的。

      问：在阅读《漫水》的时候，有一个情节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慧娘娘死去以后，很多人都不肯、或者说不敢为她妆尸。而余公公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工作，余公公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还说了很多意义深刻的话。让人觉得很真诚，也很真实。您的这种描写是有原型的吗？

      王跃文：那倒是没有原型。关于妆尸这个习俗，通过我的观察和耳闻目睹吧，有点神奇。那种妆尸人一般人都不敢接近，但是在乡村里，就像我们乡里的人说的，每一代都会有一个人出现，就会有一个接脚的人。当一个妆尸人快不行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接替，就像是有神的旨意一样。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神奇。如果你完全地沉入到乡村生活中去的话，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对天地万物产生一种敬畏。

      问：《漫水》还有一个类似地描述，就是秋玉婆这个人物形象，她因为生前爱嚼舌说是非。死的时候打了一个雷，把她的下巴振脱了，眼睛也振开了。您的这种描写是不是虚构的？或者说您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描述来表现一种劝人向善的价值观？

     王跃文：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就在我们村里，原来有那么一个恶媳妇，经常讲坏话，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处不好。据说在她死后，在没放进棺材之前，尸体停放在案板上，当时是夏天，“啪”的一个雷声，她的下巴骨就掉下来了。真有这么一个故事。

      问：在《漫水》这部小说里面，您反复写到了笛子对余公公和慧娘娘所产生的影响，从一开始余公公吹笛子引起有慧的不满，到最后慧娘娘死去，余公公将笛子作为陪葬品放在慧娘娘的头边。您的这种描写是想表达余公公和慧娘娘之间的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跃文：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在里面。如果要说潜意识想表达什么的话，那就是知音。两个人相互理解的那种感觉，我吹笛，你能听得懂，而别人听不懂，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理解。余公公和慧娘娘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就是发乎情止乎礼。比如余公公吹笛，慧娘娘听了有触动，有慧不高兴，那么余公公就不吹了。这恰恰就是人性中最美的地方。

      问：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上，沈从文构建了一个“湘西世界”，莫言构建了一个“东北高密乡”，您现在是不是也在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漫水世界”？

     王跃文：不敢这么说。

     问：我注意到很多人将您的创作归类为官场小说，而您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创作不是官场小说，这是人们对您作品的误读。但您的著作《国画》（我们现在姑且把它称作官场小说）在现代社会中影响还是很大的。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官场小说？

     王跃文：我在20多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就我的理解而言，如果要把我的创作进行归类的话，按照你的说法，我姑且归类为官场小说、情爱小说、历史小说、乡土小说，这几种小说样式我都写过。为什么我写的官场小说会引人注目？既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按照官场的说法，或者把它叫做过渡时期吧。整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呈现出来，无论是过渡时期也好，转型时期也好，人们对种种社会乱象都很关注。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关注和了解这些社会现象？简单来说，除了看新闻，就是看小说。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所谓的“官场小说”才感兴趣，给予那么大的关注。这是第一个方面。

      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借用“官场小说”这个提法的话，所谓“官场小说”也是流派多样，面貌多样。有的很好，有的很烂，良莠不齐。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纵观文学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说唐诗宋词那么好，想象一下当时创作的数量有多少？而留下来的又有多少？我们现在反应现实的官场小说，能够流传下去的肯定不会很多，而且会非常非常的少。依我来看，目前还没有值得流传下去的东西，包括我写作的哪些东西。这个就要交给历史、时间去检验了。但是也不能就根据这一点完全否定官场文学存在的价值。

      问：那么请您谈谈您的官场小说与当下流行官场小说的追求旨趣存在哪些差异。

      王跃文：严格说来，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并没有对全部官场小说有总体上的阅读和了解。我的小说可能跟那种仅仅止于官场游戏规则的描述，或者说止于对官场的哪些不好现象的展示，或者那种完全照镜子一样地反映现实官场的写作模式，还是有区别的。对于那样的小说写作模式，我是不认同的。我个人理解，文学作品不能停留在如何样真实的呈现现实。什么叫真实？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我觉得文学所要反映的真实，最重要的是要体现你这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这才是作家所要表现的真实。当然，客观真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真实是远远不够的。我写的官场小说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思考，而不是那种对现实种种现象的大展示。仅仅只是大展示这种创作模式意义不大，那是新闻所应该做的事，不是文学应该做的事情。

      问：那么您的官场小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跃文：我觉得我的小说并不比别人的小说高明，但是我有我个人的思考在里面。

      问：您作为文学湘军主力之一，请您谈谈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王跃文：我觉得湖南文学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上，它是有地位的。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这样。一直以来名作名家辈出，这个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当然，所谓的评奖也是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说按照评奖的标准来评价的话，这些年来我们斩获过鲁迅文学奖等奖项。总体来说，湖南作家的队伍是强大的，创作态势也是很好的。每年都会在全国出版发表很多有影响的作品。

      问：请您谈谈省外同行作家对我们文学湘军的关注和影响。

      王跃文：这个问题其实应该问省外作家同行。不过就我平日的感觉，省外同行作家对我们文学湘军应该说是抱有敬意的。

      问：怎么理解您的这个“敬意”？

      王跃文：这是我走出去以后的亲身感受。全国那么多的省、市，我们自己能够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在全国和全省面前作出自己的定位，还是有一定认识的。

      问：请就中国当代文坛的困境和希望谈谈您的看法。

      王跃文：这个题目太大了。对每个作家来说，就像一个手工业者，或者一个农民，我在做自己手中的活，你要我对全国的行业标准进行评价，这个我没办法说。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写好自己的作品，就够了。至于全国是怎么样的，那是别的权威机构去做的事，也是你们作为研究者所应当去做的事情。

图为王跃文先生（左）在接受采访后与张建永教授（中）、采访者张晓眉（右）合影留念。曾鸿翔/摄